10月10日是第19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家眼里是“香饽饽”的浙江公务员,他们的心理压力却大于常人。(10月11日《青年时报》)
捡了便宜还卖乖。浙江的公务员也太矫情了吧。在常人眼里,公务员吃香喝辣,在享受高薪的同时,还享受福利分房及各种优渥待遇,加上上班轻松,假期又多,心理压力怎么会大于常人,这与小女人发嗲有什么区别?此乃笔者的第一反应。
及至读完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的分析,始信,我错了。赵对此分析道,社会客观上要求公务员摈弃私心,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追求。这种职业要求与公务员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相冲突。现实中,自利性才是人的本性。为此,几乎所有的公务员都认为“自己在工作中遇到过在道德抉择上进退两难的难题”。说白了,调查结果显示的压力以工作负荷最为明显,其实就是背负的良心债最为沉重。
对于掌握公权力的公务员而言,职业规范要求他们必须公正无私地处理公共事务,但现实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对公务员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完善,他们极有可能出于人的自利本性实施寻租活动。在牺牲公共利益攫取私人利益抑或相反的两难选择上,每一个公务员均将面临良心的煎熬。由这种良心的煎熬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常人无法体验的。因此,我在相信上述调查结果的同时,也不无欣慰地感到:浙江的公务员队伍还是有救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未失去道德良心和职业操守。
那么,怎样才能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呢?专家开出的药方是要他们去找心理咨询师,我不以为然。他们的心病不是心理医生能够解决的,而是要用制度设计来解除。显然,在面对权力诱惑时,单靠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来完成自救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要想解除他们在面临公私抉择时产生的道德焦虑,必须从完善公务员的监督机制入手。
从目前我国的公务员监督机制存在的弊病看,一是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远远不够,它们都是作为从属部门放在次要位置上;二是监督机构比较分散,没有形成集中监督;三是对监督部门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难以对同级党政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督,必须考虑建立高度权威性的独立化的廉政监督机构。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一个独立的专门用来监督公务员的廉政情况的反贪机构,它不从属于某个部门,而是直接对特区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具有独立的侦查和反贪功能。再如澳大利亚成立有独立的联邦公务员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公务员的廉政教育和廉政监督。除此之外,要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尽快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全方位形成对公务员的监督机制。如此,公务员才会摆脱因道德抉择带来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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